(於立生 原《長江商報》評論編輯,自由撰稿人)
  大數據是什麼,這東西我不懂。但是我知道,我們寫評論的那種批評、批判的對象,也應該包括媒體在內,也就是說媒體也應該成為審視、批評的對象,我舉兩個例子,去年東北有一個新聞是多少人跨過一個掃地老人不扶,那我們可以反過來想,你一百多號人不跨過去幹嘛呢?阻礙人家倒地人的呼吸?事實真相是什麼呢,是其中一個人在疏導好多人散開,我就覺得這是寫評論的一個逆向思維。
  第二個,再舉一個廣場舞大媽的事,這幾年不斷地在報道廣場舞大媽和居民的衝突,但是我們反過來一想,有沒有哪個報道說廣場舞大媽好?我沒看見過一起,為什麼呢,廣場舞大媽好不構成新聞,我也走訪了跳廣場舞的,以及周邊的賣東西的路人,沒人對那些大媽有意見,我再到小區門口走訪,人家也安安靜靜的,挺好的,周邊的人也沒有意見。
  也就是說報道出來的東西是擬態的,他只報道了構成新聞的那一面。所以我覺得不做一個新聞評論,而是做一個社會樣本分析,你到一百個跳廣場舞的點,可能九十九個點沒有問題。所以我覺得寫評論嘛,得有些逆向思維。然後回到大數據的問題,我看到一些相關資料是說大數據挖掘,他不是太註重因果關係,更註重相關性,那回到評論上,也就是說要考察背景。或者說跟鄭根嶺老師說的一樣,要挖呀挖呀挖呀,這個是什麼呢,就是一個源流,你知道源流,知道背景,還可以去做一些事實判斷,都有可能。所以我覺得大數據和評論的相關性也就在這了,他沒有直接相關,因為直接相關相關不了,就像曹林說的,寫個東西,一篇千字文,你投入那麼多時間成本,不符合經濟學規律。
  文/於立生  (原標題:於立生:大數據與評論寫作沒有直接相關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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